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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型期的道德忧虑(组图)

时间:2019-04-24 16:40来源:www.baoxiangban.com 作者:宝相伴 点击:
人皆言“中国处于转型期”,而所谓的“道德滑坡”也常被视作“转型”的产物。那么,我们究竟在经历什么样的转


人皆言“中国处于转型期”,而所谓的“道德滑坡”也常被视作“转型”的产物。那么,我们究竟在经历什么样的转型?在转型期,当我们谈论道德时,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?当我们忧虑“道德崩坏”、“人心不古”时,我们究竟在忧虑什么?道德重建之路,注定与转型之路牵扯纠缠。在转型完成之前,道德重建能否自觉启动?要化解我们当下的深深忧虑,何路可循?
转型期究竟是什么样的转型?
青评论:我们都在说现在处于转型期,究竟指的是什么转型?
干春松:通常我们说转型期,指的是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,从经济体制而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,从政治层面则是放弃原先的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向新的治理模式。
但这样来理解“转型”显得太“单薄”,缺乏一个整体性的视野,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转型期是中国大转型期里的一部分,即所谓的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这个大的转型期自1840年开始,由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波及中国而带来的总体转型。西方的这一波现代化运动发端于英国、法国,逐渐向世界扩展。而对于非洲和亚洲而言,其特点是以西方开拓殖民地的方式推进的,清末民初的杨度用“对内文明,对外野蛮”来概括这种新的文明形态。西方国家以军事侵略为先导,在世界各地寻找生产基地、原料基地,用这样的方式成就了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。但对于被殖民的国家来说,却是一种极大的挫败。比如,对于中国来说,旧有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无法再继续维持,“求变”就成为社会主题。历数1840年以后的各种“变”,不乏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清末新政、辛亥革命、社会主义革命,等等。我认为这些“变”都构成了一个一个小的转型,如果来看,我们目前的转型,则是一个大转型中的一个波段而已。
青评论:我们原本认为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,其实是持续170多年历史转型的一个节点?
干春松:的确,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持续170余年的转型格局中,那么现在的转型只是这个大转型时代中的一部分。而自1840年来的转型,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。因此,如果我们谈论“当下”的道德危机的话,产生这些危机的原因,或许是来自于大转型时期的根本性冲击。
当西方国家借助先进的经济组织方式、政治形式和军事实力出现在我们面前时,它给中国人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。很多中国人看到西方教育发达、社会文明、秩序井然,再对比“满目疮痍”的中国,就立刻想到要学习西方。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所说,对中国而言,转型的过程不是自主的发生,是一种冲击—反应的过程。
这个大转型是被动的,是被西方“拖进来”的。当然,西方的现代化运动也意味着西方社会的转型。吉登斯在《现代性的后果》一书中提到,对西方来说,现代化也是一种断裂。这意味着一种转变:市场化的生产方式和自由竞争,对欧洲农业文明来说,何尝不是一种颠覆。
青评论:被西方拖着进入转型期,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?
干春松:最大的特点在于转型是被动的。英国等国因为新式生产机器的发明,使得生产方式产生变化,最后促成价值观念的变化,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地转型。而由于交换、贸易带来的充分市场竞争,市民社会逐渐形成要求建构起相应的政治制度、法律规定等,这些都属于主动的调整。
现代化潮流波及了德国、俄罗斯等国家,而后向全球扩展。到了亚洲和非洲,是这波现代性转变的末端。中国的转型是在列强的坚船利炮攻击下催生的。如果没有强大的外来压力,中国本身并没有发生急剧转型的内在动力,也可能沿着另外的社会发展路径发展。
失败者在胜利者的眼里,当然是一种落后和愚昧,当西方建立起一套关于先进和落后问题的判定规则时,中国人就不得不努力自强、学习。在先进落后的逻辑中,中国人要舍己从人,文化上自我否定,制度上全盘西化。套用现在的话,就是失去了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。我们现在的改革依旧处于这样的思维模式中。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:完全脱离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移植一种新的制度形态是很困难的。因此必须立足本国,要形成基于中国现实的模式和道路。在过去,我们一度走得太远,而其实必须要以历史的延续性来看这个问题。
青评论:从全球范围来看,有没有什么可参照比较的国家或时代?
干春松:也会有人把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,追问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,中国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?总体而言,这样的比较并不合适。其一,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,与种族比较单一的岛国日本大不一样。其二,中国跟印度、埃及等文明古国一样,是文明的原发地,有坚强的文化基础,这种基础有连续性。这使得古老文明的转折、价值观转变都不是那么容易。而日本始终处于接受、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,历史上的日本也借鉴了很多不同文化成果,这使得日本所背负的历史文化包袱没那么沉重,因而能灵活顺应变化。其三,日本当时以强化天皇统治来推动转型,而晚清却恰好处于中国人质疑满族统治合法性的时期中,当日本依靠坚强领导者确立新的强权体系推动变革的时候,中国却缺乏这样的核心和力量。
从这个角度看,中国与印度、伊朗等大的文明古国比较有相似性。这些国家的转型有共性,都比较艰难,同样伴生着比较深的道德忧虑。
社会转型意味着道德评价标准变了
青评论:人们普遍感叹的道德溃败、人心不古,究竟有哪些方面的意思?人心不古的“古”,具体来说是什么内容?
干春松:每个时代都有道德忧虑。翻看中国典籍,孔子当时叹息“礼崩乐坏”,于是乎想从政来进行改变;汉代批判秦朝,也是因为认为秦焚书坑儒,导致人心社会溃败;魏晋也依然面临道德溃败的现象,于是出现了名士风骨和名士风流。
当我们说到人心不古的时候,其实这里有个“错位”。“古”并不是古人实际的道德行为。很多时候,当我们说到古人道德的时候,我们往往拿出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来说事,可那是古人道德的实际描述吗?那些可以说是人们的道德理想,中国人比较喜欢“托古”。说人心不古,是拿现实道德和道德理想去做比较,拿现实道德与古人的道德期待去做比较,所以便人心不古了。孟子说“仁义礼智信”,难道那个时候大家都做到了吗?显然不可能啊。
青评论:我们在谈论道德的时候,有什么始终不变、值得大家遵循的道德观念?
干春松:我认为道德分为两类,一类是恒常的基本道德,在任何时期都是比较稳定的;一类是会随着社会转型而发生变化的。
恒常的道德是由我们文化传统所提供的,这是我们恒定的基本原则,比如儒家的五常“仁义礼智信”:“仁”要讲良心,“义”要讲是非和原则,“礼”强调秩序,“智”要有判别是非的能力,“信”就是要讲诚信。这些原则,按李泽厚的话说成为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,所以即使在儒家遭受批判的近一百年中,依然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。
比如我们平时经常说,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,但大多数老人依然老有所养。为什么养老问题没那么严重?很大程度上靠中国“父慈子孝”的传统观念,靠众多国人根深蒂固的赡养老人的观念。这些东西已经积淀在每个人心里。一旦成为我们血液中的一部分,这些道德信念就会持续地发生作用。
青评论:还有一些道德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面貌?
干春松:我认为社会转型意味着道德评价标准演变了。什么样的时期道德标准最不统一呢?就是转型期。所有社会转型期都是道德标准重新调适的过程,也是道德忧虑最为强烈的时期。
如果拿西方做例子,启蒙运动的时候有过对神父、教会行为的批评,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代高扬人的自由,因而就能据此对曾经高高在上的神父和教会产生质疑。
所以,我们谈论道德的时候,也不能抽象地谈,要看到道德的演化性。判断道德是否高尚,标准是什么,不同时代是否不尽相同?
比如一百多年前,一个女孩子要婚配,听从“父母之命”,这肯定是好的、合乎道德;如果她在当时冲破家庭束缚,那就是伤风败俗。而现在,自由选择是一个女性的基本权利,“自己找婆家”就天经地义了。
青评论:我们的转型期有什么具体的道德忧虑?
干春松:道德忧虑的发生是因为标准不一。比如养老问题:我们立法规定子女要“常回家看看”,这当然是好事。孔子说过:“父母在,不远游。”我想很多子女很愿意既能安心工作,又能很好地照顾老人。可是现在的就业机会更多地出现在一二线城市和发达地区,人力资源自然要向这些地方流动,这意味着一个人想要获得充分施展才能的工作,往往必须离开父母,要以改变传统家庭生活方式作为代价。如果工作单位离家上千公里,我们凭什么要求子女必
须多长时间回家看望一次父母?
这是传统家庭伦理和新的生活方式产生冲突的典型例子。虽然立法已经通过,但一直饱受争议,因为它始终处于两种标准的矛盾中,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标准。
再比如收入分配,有人认为有能力的人可以获得更多报酬,这是道德的;可有人认为,让没能力的人也能得到好生活,这也是道德。这两个道德经常是有矛盾的,不容易同时做到。什么样的规则、评价标准才符合道德?这也是一个难题。
青评论:标准“打架”也跟没有标准一样麻烦。
干春松:很多人讨论道德,往往不愿意讨论标准。前面我们谈过,标准是在变化的。现在最大的困境是,我们否定了过去,但没有建构出当下。失去了统一的道德标准,这在现代社会是必然的。在一个个人权力至上的社会,统一的道德要求是不可设想的。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在的确很难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标准。
中国的道德危机在于传统的恒常的道德被视为糟粕,而新的规矩还没建立起来,所以道德危机空前严重。
儒家的道德准则不再有效,西方人的道德原则也不可能简单移植,这是很多人所忧虑的问题。1840年以来的大转型,引发了道德真空的问题。而经过“文革”的危机,自1978年以来,“大真空”又带来一个“小真空”。
青评论:人们在感慨世风日下的时候,会有人怀念“文革”前的社会道德风尚。您怎么看那种用政治思维与政治话语系统塑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,也跟西方道德有很大差异的“新道德”?
干春松:如果要认定上世纪50年代的道德风尚处于高点,对此我也持犹豫态度。虽然那时候民风淳朴,但看上去整齐划一的背后是选择权利的缺失,,这很难说是道德。
践行道德有两种状况,得看是在政治热情驱使下的忘我,还是自我选择下的自我设定?前者的后果是“文革”时期的道德迷失。在某种缺乏自我的热情鼓励下,全社会道德风尚的转变,看起来是自觉行为,但其实这样的道德基础并不牢固。以学校为例,“文革”时期的那种学生打老师比比皆是,经历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为什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忏悔?理由是那时候的人已经缺乏人格自觉,这是长期盲从的结果,因为在那个氛围下失去了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,没有形成一种由正常理智或有自我选择下建立起来的世界观。
重建道德关键要道德多元化
青评论:转型期尚未完成之前,道德重建能否自觉启动?
干春松:要解决社会危机,社会要良性发展,不是让这个社会重新获得一个统一的标准,而是应当让社会中的每个人拥有自己选择愿意做什么样的人的权利。以前是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,现在刚刚开始有,但是能充分选择的机会还不够。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?很多人并不清楚,这是转型期很典型的现象。
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状况,那就是社会是分层的、利益是多元化的,知识分子、农民、工人、企业家,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,也必然有自己的评判标准。原来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,能有一个统一的社会道德标准。如今社会转型,就意味着原先的扁平社会结构已经变成丰富的社会层次构成,这就要考虑能否依然用唯一标准来衡量处于不同社会链条的人?同时要考虑道德的多元化是否可能?
青评论:道德重建就是要有多元化的道德?
干春松:道德多元化就是道德要求的多元化。我认为这是必需的。很多官员、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标准,就应该定得比一般老百姓要高一些。但是我们往往给官员定的道德标准不太高,对老百姓的标准更高。比如对摆地摊的老百姓,社会往往不惜以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,要求他们守法遵纪。可是,当他如果不摆摊生活就难以维持的时候,还要用那么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,这很残酷。
青评论:对社会底层的人们,应该有另外一种道德标准?
干春松:我们要呼吁主张道德建设,但也要破除“泛道德主义倾向”,用道德来捆绑现实,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拿道德来批评人。“仓廪实知礼节”,生活保障要达到一定标准后,再来讨论道德建设,这才比较合理有效。随着经济水平提高,道德水准也会相应提高,而不会说“钱有了,德没了”。
如果生活不能保障,光用道德标准来要求,像孟子所说的“无恒产者无恒心”,家里没钱也要这样,这只有对社会先进分子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,你可以要求官员,可以要求少数人,但不能要求所有人。
说到道德溃败,我们经常会举“地沟油”、“毒奶粉”、“瘦肉精”的例子。其实我并不认为这是单纯的道德问题,这些事情的实质其实是社会转型过程中规范建立的问题。当你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规范,当这个社会没有成为一个有规则的社会,那他作恶的能力也必然被放大了。把所有事情归结为道德问题,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。“地沟油”、“毒奶粉”等等,其实应该归入法律问题去探讨。如果只一味地做是道德声讨,其实掩盖了我们制度缺失的问题。
青评论:政府倡导道德风尚,会不会陷入自说自话?
干春松:政府倡导道德风尚,很有可能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局。一直以来,我们都没有放弃主流的宣传,习惯性地树立道德标准。这些标准的确非常符合道德规范,但这些“模范”和“典型”最共同的特点就是“自我缺失”。人类历史上,从来没有一次道德主体不在场的情况下能够真正落实道德的情形。因为,道德原则归根到底是要通过每个人的行为来体现。如果道德原则没有道德实践者,那么靠谁来体现?只能靠形成新的道德期待,而这个期待是很难达成的。这就使得道德焦虑进一步强化。
在过去的年代里,我们曾建立起大公无私的道德标准,我们现在也经常在讲核心价值,核心价值很重要的目标是想为社会确立一个标准。不过我们忽视了个人权利和选择空间。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转型,我们鼓励自主创业、人员流动,强调个人权利,而道德标准却并没有紧跟着这个方向走,原有那种过于理想化的道德标准并未被放弃。道德标准与社会规则并没有配套,因此会出现道德困境和无序。所有的道德困境其实是在标准和行为的冲突之间产生的。
对于社会道德风尚,我们当然要引导,但不是强制。我们希望形成一种规范,大家都照着做。但是这个方式不能建立起真正的道德。道德是不能靠强制的。
青评论:民间应采取怎样的恢复性努力?
干春松:要让社会变得有道德,最核心的力量应该来自民间。民间就是多元化存在,民间最了解民间。
民间组织是根据不同学历、职业、信仰、利益体建立起来的。不同的组织会反映出具体人群的道德诉求,并且这些道德诉求在具体的组织内部具备可操作性。政府要让社会真正有道德,应该让民间有更多道德活动的可能性,包括某种意义上的道德组织、互助组织。这样不同组织根据现实状况做出道德选择,道德目标往往是可行的。
台湾民间组织比大陆发达,他们有很多民间信仰团体、义工互助组织,在大地震以后,他们义工组织能最先到达灾区。大陆也有一些不错的定向基金会,包括在5·12大地震的时候,很多民间组织也出现在灾区救灾一线。这些都是自发的,政府应该因势利导,而不是所有事情都靠政府包打天下。
青评论:您对现在以及未来展开的道德重建有什么愿景?
干春松:我对中国的道德前景充满信心。我们现在处于调适期,转型即调适。调适必然会出现问题,必然出现新道德。我们再也不能回去了,即便是认为过去存在着最为理想的道德时代,也无法再回去了。新的道德原则只能来自于生活,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拍脑袋拍出来,躲在小屋子里写出来,这是最违背道德原则的。
新道德生活的形成要建立在每个人可以参与的前提下,道德必然是从每个人生活中产生出来的,道德准则的多元化是要在道德底线的基础上,让不同人群有开展道德活动的可能。最后的结果就是能形成社会合力,社会秩序就会越来越好。文/傅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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